“为树木设计房子”,正如斯坦法诺博埃里提出的那样,他正在全球范围内工作,将他的树木设计方法从墨西哥输出到深圳。建筑师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而不仅仅是一个绿色的立面,他明白需要重新定义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在城市中。
Archdaily 的 Christele Harrouk 有机会在埃因霍温的 Trudo 塔(博埃里的第一个社会住房项目,与他在博埃里建筑设计事务所的搭档 Francesca Cesa Bianchi, 植物学家和种植顾问 Laura Gatti,以及项目负责人Paolo Russo合作完成)的落成典礼上,对这位建筑师进行了采访。他们主要讨论了博埃里对待自然的方法,环境质量,以及他在世界各地输出的观点,对话也提到了四个正在西欧进行的垂直森林项目:第一个项目在乌德勒支刚刚开始;第二个在布鲁塞尔;第三个在埃因霍温,已经准备开始建造;最后一个在安特卫普。
Archdaily( Christele Harrouk): 首先,您能告诉我们您对待森林的方法吗?这如何成为了您的标志性设计方式?
斯坦法诺博埃里:回到当我开始培养这种对绿色的痴迷的特定时刻,以及如何将植物,森林和城市组合在一起的话题并不容易。基本上,我总是会轻易被树木分心。我认为树木是一群我们不太了解的个体,比如说他们如何交流,它们将昆虫或者其他动物吸引到它们生活中的智力或是能力。那是一种在我的个人背景和建筑中的暗示,但我在20年之前开始通过在米兰的一个旨在在郊区创造围绕城市的森林的项目将这种看法具体化。
这个想法是在大概2003-2004年间形成的,但在2006年开始。我们和米兰省进行合作,在三年间种植了350000棵树木。在那个时候,没有人讨论造林。我在哈佛大学任教的那几年,和学生们谈论了许多关于迪拜的事情,因为它正在急速扩张。事实上,当我开始想象这种高楼上种树的想法以及或许-但这是我事后的解释,也是这种在沙漠中到处都是玻璃幕墙的矛盾爆发促进了这种完全不同的愿景。
在那段旅程之后,当我回到米兰,我首先被委托在 Isola 设计了一个中等体量的系统,是 Porta Nuova 项目的三个部分之一,如今已被完全开发。在深思熟虑之后,我回到开发商那里,说我想要做一个种有树木的高楼。当然,他们告诉我我疯了,不可能在那个高度种树,这将花费很高,而且把公寓的布局放在一起将非常复杂。他们给了我一系列非常困难而富有技术性的问题,看看我是否能够回答。
“好吧,这是一个梦想,但为什么不呢?”
我立即开始与一位植物学家和结构工程师等展开工作,并用非常有信服力的答案填满了清单,这让我们得以开始继续进行。那就是垂直森林的开始。整个想法是基于考虑到植物是作为我们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装饰。
在开始,有太多的技术问题。首先是风,然后是灌溉,植物的选择,维护等等。但是一步一步地,我们试着解决每个问题和每个挑战。然后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负责那个项目的建造公司倒闭了。我们在2012年重新开始工作,那时候,第一批植物开始被从植物园运输到工地,尽管建筑在2015年10月就已经准备好。这事实上意味着我们在关于树木如何在不同的环境中生存的问题上有将近十年的经验。
AD:在您的方法周围总是有很多批判的声音。您对此想要对我们说些什么?
斯坦法诺博埃里:在第一个垂直森林准备好后,我们开始研究和监测结构。IIT Chicago 是第一个研究二氧化碳的产生和排放的中心,此后,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其他中心也参与进来。确实,我们周围存在着极端批判的声音。人们声称在两年内,80% 的植物将死亡,植物的根将完全破坏混凝土,我们将面临湿度问题,这些树木会吸引太多昆虫。人们还说到眩晕,50米、55米、60米的高度不可能有阳台。而实际上,树木给人一种平静和宁静的感觉。和 Laura Gatti一起,我们选择了特定类型的植物,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与昆虫相关的问题。
”我十分相信 50 年后,它会变成丛林。大自然将逐步接管这座建筑。这没那么糟糕,不是吗? “
AD:环境质量是如何成为您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您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斯坦法诺博埃里:老实说,人们对于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绿色的必要性的意识来得有点晚。人们问我最初的灵感来自哪里。对我来说,灵感无处不在。我还记得伊塔洛·卡尔维诺 1957 年的《树上的男爵》,约瑟夫·博伊斯在城市上空种植了7000 棵橡树并改变了空间,以及1972 年Friedensreich Hundertwasser来到米兰,走在街上说“树木是我们的伙伴”。
AD:从墨西哥到深圳,人们都在寻求您的建议。您如何解释这种方法的成功及其普遍性?
斯坦法诺博埃里:我不认为这是专门针对垂直森林的。在我看来,人们对于亲近自然有着很强的需求。这也与过去 18 个月以来发生的新冠疫情,还有心理上植物能给你带来的宁静感有关。另一件普遍存在的事情是对拥有户外空间的需求。这就是我们做了如此多的与城市屋顶相关的工作的原因。
“屋顶可能会扮演50、60年前院落所扮演的角色,一个集体的半私密、半公共的场所,租户可以在这里聚集在一起。 ”
令人惊奇的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我们一直将自然视为我们之外、我们的身体之外、我们的房子之外的东西,突然我们意识到我们体内有一种微生物。这大概造成了一种强烈的集体冲击。我们与自然的关系需要被完全重新定义。这种亲近自然的需求也是对此的一种反应。
AD:关于您的工作过程,您是如何处理每一个项目的?您提到您是从树木/环境而不是建筑开始。您能告诉我们更多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吗?
斯坦法诺博埃里:是的,我们是从树木开始,但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拥有这种每个物种都有其栖息之处的绿色立面,一切都需要与这些特定植物物种的需求相关。这意味着植物和树木的选择是我们设计基本的,或者说是主要的参考。当然,植物的选择受气候条件的影响,所以我会说环境和背景是作为第一步。第二步涉及在植物学家的帮助下选择绿色植物和树木。在那一刻,我们开始考虑颜色、构图等。
“很多批评者说我们在隐藏建筑物,因为我们用绿色植物覆盖了它。但对我来说,植物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某种你可以用作伪装的装饰。“
AD:在米兰垂直森林建成 6 年之后,您从这次经验中学到了什么,您在新项目中作出什么改变?
斯坦法诺博埃里:每一栋建筑都是不同的。确实我们也必须回应客户的特定要求,但每次我们都尝试向前迈进,从错误中学习并思考新的解决方案。
现在,如果你走进公寓,你会注意到土壤的高度不同。有时树干从低层开始,有时花池直接与窗户相连,等等。大约有三到四种不同的方式来接近植物。当我们在米兰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两种构造。方法的变化与植物建立了更丰富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最近为我们在埃因霍温的项目开发了一个预制系统,对于世界各地的其他开发商和建筑师来说,在创建绿色社会住房建筑时,可以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参考。
AD:它不仅仅是一个绿色的立面。您正在构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您认为在立面上种树最重要的结果是什么?观察到的结果和优势是什么?
斯坦法诺博埃里:有很多。第一,在夏季,建筑物设法降低温度并降低外立面的热量。事实上,根据建筑物如何被太阳照射,树叶的阴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比如说,在八月,你甚至不需要使用空调。还有更多更普遍的优势,如微尘颗粒、污染等。此外,比如说,在垂直森林中筑巢的鸟类有 20 多种。你会觉得你像是一整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们住在那里,与植物亲近,也可以通过这绿叶的间隙,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他们的城市。这太不寻常了,它改变了你的视角。
“我认为在这 20 年里,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来了解如何设计和生产帮助我们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技术设备。然而,如果我们想要吸收已经产生的二氧化碳,我们需要植物和光合作用,这是增加城市森林数量的一个重要原因。”
AD:回到项目上来,您刚刚在埃因霍温落成了您的第一个社会住房项目——特鲁多垂直森林。这次冒险是如何开始的?这个项目对埃因霍温这个城市有什么贡献?
斯坦法诺博埃里:首先是与 Jack Hopkins 会面,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人,在埃因霍温这个强大的工业中心重建之初就已经出现在这里,埃因霍温曾经是飞利浦工业的故乡。飞利浦是上个世纪欧洲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在埃因霍温周围同时拥有古老民居精神的集中以及空间和生活方式的全面改造。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更新的例子,我被在这里建造社会住房垂直森林的想法所深深吸引。文化和物理环境是非常动态的。
AD:建造经济适用房与在米兰建造豪华的垂直住宅有什么不同?您是如何从根本上降低成本的?
斯坦法诺博埃里:那便是让我着迷的地方。在每个人都要求这样做的时刻,如何使您的想法真正有效。解决方法基本上是对材料的选择和使用,对预制的非常清晰和深刻的研究,以及通过“飞行园丁”等方法削减维护成本。
AD:对于安特卫普来说,垂直森林有什么特点?是什么使它与众不同?还有在乌得勒支,您已经开始建造您的第一个混合用途垂直森林 Wonderwoods。功能在变化和调整,设计如何相应地转变?
斯坦法诺博埃里:我们在欧洲的这个地区有四个项目,在这个距离非常近的环境中,在城市之间通勤非常容易。在埃因霍温,我们建造了我们的第一个社会住房。在安特卫普,我们有一个非常简单的 L 形建筑,在这个项目中我们有机会在屋顶上种植绿色植物。事实上,我们设法种植了大量的树,屋顶上大概有 80 棵,为租户创造了一个司空见惯的地方。一开始,这个项目应该是作为社会住房,但后来业主决定改变这一点,但尽管如此,价格还是相当公道的。安特卫普的另一个有趣的特点是这种可变的几何形状,滑动玻璃窗的使用使得空间的尺寸很容易改变。另一方面,在乌得勒支,我们正在建设第一个混合用途项目,而在布鲁塞尔,我们正在试验,为一所现有的办公楼加建一个绿色立面。
在设计方面,我们处理某种语言,但我们并不痴迷于此。事实上,当你开始将自然视为工作的一部分时,一切都会改变。
译者:李孟圆